改革开放与邮商

李国庆

    邮商，顾名思义，是专门从事邮品买卖的商人。邮商是以邮品为媒介，充当了集邮爱好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的作用。集邮活动在我国是西风东渐的结果，最早的集邮活动出现在民国初年，中国最早的邮商，据考证，基本上认为是李辉堂（1869-1943）。民国至解放初，曾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邮商，如钟笑炉、范兰如、徐星瑛等。然而，经过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之后，真正意义上的邮商在中国就销声匿迹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后期，集邮活动仍在继续，但邮商及其经营活动几乎无踪迹可循。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人们在物质生活刚刚稍有起色的同时，就悄悄开始寻找精神生活的愉悦与满足了。1979年，中国邮票公司恢复营业，在随后的几年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邮票公司也纷纷挂牌营业。在这些公司门口，每逢节假日和新邮发行日，都聚集着很多集邮爱好者。他们在相互交换邮票的过程中渐渐分离出一批专门从事邮票买卖的商人，这就是改革开放后重生的第一批邮商。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兼职的而非专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国营企事业单位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干兼职只是为了增加收入，所以要偷偷摸摸地干，还不能让单位知道。当时的邮商一般是跟“二道贩子”挂钩的，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行为，是遭到社会主流的唾弃和鄙视的。中国的邮市在1985年和1988年，经历了两次比较明显的暴涨行情，邮票价格的猛升使一部分囤积居奇、倒买倒卖的邮商的财富猛增。当时在全国各地的邮票公司或集邮门市部门口都有一批长期蹲守的邮商，他们大多数没有职业，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本钱，靠的就是敏锐的市场嗅觉和过人的胆量。

    集邮活动在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是属于黄金阶段，当时集邮人数非常多，集邮者的参与热情也非常高，根本不象现在。当时只要国家一发行新邮，就会出现彻夜排大队的现象，而且新邮一出门就涨线，集邮者眼瞅着自己收藏的邮票增值了，即使暂时不卖，心里也美滋滋的。邮商则属于那种见缝插针的一类人，他们或通过内部关系，或低价收高价卖，或垄断市场，赚取高额利润。紧俏的邮票或小型张一般集邮者只能凭证买一套或根本买不到，邮商手里却往往是成摞成盒地攥着叫卖。这些邮商虽然腰包越来越鼓，财力越来越大，但是所要承受的社会压力和风险也大，因为他们是游商，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其经营行为根本不受法律的保护，相反，他们每天还要时刻提防着工商、城管、公安、文化等各个部门执法人员的围追堵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所以当时被戏称为“打不散的游击队”。现在有一定资历的老邮商都过过这样的日子。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邮商队伍结构有了重要变化，一是各地开办了集邮市场，如北京的月坛邮市，上海的太原路邮市，广州的人民公园邮市等，邮商有了稳定的经营场所，部分“游击队员”就有了根据地，这些集邮市场刚开办的时候只是为了方便集邮者之间相互交换，一周只开放一次或者两次，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真正的市场，每天都开放，恶劣天气除外，因为都是露天的，交换活动渐行渐远，全部变成了纯粹的买卖关系。这样的市场一直存续到现在，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了，变化之处在于由露天转入室内，全部亮照经营，条件大有改观。二是少数邮商已不满足单打独斗，小打小闹，而是要扩大经营规模，争取社会地位，争取合法经营，于是向工商部门申请个体工商执照，开设邮票商店，由行商改为坐商。当时全国最有名的邮票商店就是北京的聚雅斋，经理叫王力军。当时生意干得红红火火，还办了一份内刊《聚雅斋邮声》，除了经商，还治学，广交天下集邮名流，成为一时佳话。

    中国的邮商都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几乎每个邮商都是靠一本邮册在路边练摊开始的。现有不少大邮商每每谈起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苦行僧”日子总还唏嘘不止。八十年代中后期，尽管各地，主要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其它一些省会城市，都纷纷圈地办起了集邮市场，但经营条件极差，基本上是要靠天吃饭，南方多雨，北方多风，赶上刮风下雨，就要立马收摊回家，邮品不能多带，多带可能卖不出去，还要费劲背回去，邮品不能少带，少带则可能丢失了挣钱的机会，所以邮商每天是手提肩扛，灰头土脸，远看都像是要饭的。然而，这些邮市毕竟给邮商提供了固定的经营场所，其优势就在于邮商不必东奔西跑，也不必躲着工商和城管了，好歹算是有一块根据地了。邮票市场最终也没有亏待这些勤劳善良肯吃苦的邮商们，在1991年和1997年分别演绎了两场大规模的暴涨行情，邮商的财富迅速地呈几何级数地膨胀。再加上各地出于城市规划的需要，邮商本身也有了交纳高额租金的能力，于是各地邮市在1997年前后也借着行情暴涨的东风纷纷登堂入室，由露天进入室内经营。以北京为例，一块8平米的空地，过去在月坛公园里每月大约交纳几十块管理费即可，现在转入室内，则每月需交纳两到三千元的费用。邮商的经营成本也水涨船高，加上电话、手机、电脑、汽车甚至住房，现在邮商的成本与过去“手提肩扛”时期的成本已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由露天到室内，实现这个跨越，其成本虽高，但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邮商再也不必每天当搬运工了，可以把邮品展示在玻璃柜台里，把现金和贵重物品锁在保险柜里，下午收工就带把钥匙回家即可。其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就可以申请安装电话和宽带上网，就有了固定的客户群和更广阔的经营空间。第三，邮商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升，这也是拜改革开放春风所赐，邮商的辛苦劳作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尽管99％的邮商都是个体经营，至今仍保持着“夫妻店”经营的传统模式，但也有1％的邮商不拘泥于此。他们跳出邮市，单独起照，租用成本更高的写字楼作为他们的经营场所，打破“夫妻店”的格局，雇用更多的人，使其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如上海的赵涌、徐忆、北京的李国庆、沈阳的王胜明等。

    从世界各国的集邮形势来看，集邮人数在下降，集邮者的收藏兴趣在转移，集邮品种的增长迅猛令人集不胜集，集邮活动处于美人迟暮的状态。而中国的集邮形势似乎更为严重，这是由于过去十几年当中，集邮产业的畸形发展和暴涨暴跌，导致集邮活动伤了很多人的心，集邮人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数千万人削减到目前不足两三百万人，这个比重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集邮人口老龄化趋势，集邮人口新陈代谢缓慢，年轻人不爱集邮，中老年人购买力又不足，这些情况都使得集邮形势颇为严峻。尽管新邮的发行量一减再减，但仍然激发不了集邮者的购买热情，许多集邮门市部已经很多年也见不到人们彻夜排队购买新邮的情景了。在月坛邮市混了十几年的一位老邮商感叹地说：“过去一包JP邮资片（1000张），在发行当天打开零售，你一片我一片，一天就能全部卖光，现在打开一包，几个月都卖不完。”

    以上就是现代邮商所面临的困境的基本面，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各省会城市的邮商从业人数锐减，邮市从露天到室内的转换当中，邮商的经营方向也跟着改变，现存不少城市的邮市已不再叫“邮市”了，而变成“收藏品市场”、“文化市场”、“古玩市场”等等，邮商的摊位只占市场总量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甚至更少。不少邮商彻底改行，做起古玩、钱币、礼品、连环画等品种的生意来。其次，省会城市以下规模的邮市纷纷关闭，很少见到了。中心邮市由过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大邮市，演变成现在只有北京、上海两个龙头市场了。邮市现在可谓三分天下，邮票、钱币、磁卡各占其一，礼品还要分一大杯羹，邮票早已风光不再。

    当然，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发展中寻求新的出路，邮商这么多年来都一直处于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的无视和管制的夹缝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他们也充满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充满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智慧。如今，集邮也全面进入网络时代，这是过去的邮商所想象不到的，也从未经历过的。正是现代邮商充分预见到了网络会对集邮产生巨大的产业推动力，所以他们的生意才会红红火火，在困难的形势下，依然做得有声有色。目前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邮商主要有：一是上海的赵涌，他们在2006年初毅然决定放弃他们已经做了十年之久的邮品函购业务，全面介入邮品拍卖，将网站改为一个专业的邮品拍卖平台，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也最具知名度的拍卖网站。二是北京的李国庆，他早在2004年就开办了中邮网www.e1988.com，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邮品函购的龙头老大，中邮网也发展成为邮品分类最齐全、功能最强大的专业邮购网站。三是上海的朱传兵和魏国盛，他们创办的一尘网www.xx007.com，是邮民之间、邮商之间交流的平台，每天都能吸引数千人同时在线，互相买卖邮品和交换集邮信息，是目前国内最大的C TO C集邮网站。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各行各业努力进取、不断发展的三十年，邮商作为千万个行业中的一行，同样受到了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受到了产业政策全面开放的惠泽。邮商们当初白手起家，到现在一线邮商资产普遍上千万的实力对比，我们不难看出，乱世典当，盛世收藏，在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好转的大背景下，邮商的日子也会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并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008-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