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0周年”邮票

背景资料：

1966年8月初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朱德降到了第九位，排在了刘少奇的后面；而林彪则从第六位一跃成为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成为这场运动被批判的头号目标。然而，正如中央党校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史稿》所述，从毛泽东写大字报的1966年8月5日到1967年3月，对刘少奇的批判一直限制在内部，不公开。笔者记得当时社会上的红卫兵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唆下，疯狂地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乱骂乱咬，提出了“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口号。至于哪些人是这个“司令部”的成员，并不明朗，朱德也一度被骂为“黑司令”。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等一批副总理和老帅们奋起抗争，遭到严厉打压，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命运陷入了最低谷。

最新披露的档案文件记载，1967年3月20日，迫于当时的形势，邮电部发出通知，暂停出售4种邮票。它们是：纪16《抗战胜利15周年》第四枚“领袖策划反攻”（有朱德的形象）、纪41《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第二枚“井冈山会师”（有朱德形象）、纪71《开国大典》（有刘少奇和朱德等人的形象）和纪8《詹天佑诞生100周年》第一枚。与此同时，被挑唆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有恃无恐，把上过邮票的油画“井冈山会师”中的朱德形象换成了林彪，并一再嚷嚷要以秋收起义纪念日取代南昌起义纪念日来作为建军节。笔者还记得在文革大串联的时候，曾在某市的街头见过毛泽东和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大型“革命宣传画”。在这一片喧嚣的大环境中，江西省决定在1967年9月8日（秋收起义纪念日）至10月8日举行纪念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40周年活动，事前派了省邮电管理局的两个人到邮电部联系发行纪念邮票。邮电部原先在1966年12月19日拟定的《1967年发行邮票选题计划》中的第七项为纪念八一建军40周年——《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邮票，自然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这套计划在1967年10月1日发行的《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0周年》纪念邮票。邮票发行局设计室在是年8月完成了一套4枚的设计图稿，而非目前广泛认为的一套2枚。它们是：第一图，“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40年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重新穿上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文化革命大军）。第二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点燃了星星之火）。第三图，“毛主席语录”（“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四图，“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背景为黄洋界纪念碑）。

据有关资料介绍：这套邮票的图稿于1967年8月10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审批。中央文革宣传组刘广聚于8月21日电话通知，对第一图没有意见，对其他三图提出几点修改意见；并告之，修改后即可印刷，不必再送阅。8月24日，邮票发行局向北京邮票厂订印每图1000万枚，共4000万枚，4图均为8分。其中一、二图邮票面积为54×40毫米，三、四图为60×27毫米。编号为“文５”。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套邮票是经中央文革电话通知同意的，并没有批文。邮票发行局的具体经办人觉得心里不踏实，于是在邮票第三、四图印出样张后，于9月18日将邮票印样函报中央文革宣传组审阅。邮票发行局的邓连普认为此举意在形成“没有文件的文件”。不料问题就此接踵而来。9月20日凌晨1时，邮票设计室的刘硕仁接到中央文革刘广聚的电话，称“井冈山纪念邮票第三、四图如果没有印，就不要印了；如果已经印好，先不要发行。因为领导同志还没有批准。”由于事发突然，这天早晨一上班，邮票发行局副局长薛铁打电话询问刘广聚。刘的回答又有一些不同，说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图，需经领导审查，其他两图没问题。此套邮票待那两图确定后再处理。”两天后，刘广聚电话通知：领导批示井冈山邮票“暂不印行”。于是薛铁再次给刘广聚打电话，了解“暂不印行”的原因，并请示该如何处理已制好的版和已印好的邮票。刘广聚对“暂不印行”讳莫如深，只说这是领导批示，“版子和印好的邮票暂时保存，以后有什么消息，我们主动通知你们”。于是此套邮票的发行陷入僵局。在1967年的10月1日发行了文6《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文7《毛主席诗词》，而“文5”的编号悬空。这是“文”字邮票首次发行受挫。

此后邮票发行局多次请示中央文革，均未得到回答。而邮票厂为了印筒周转，也多次打电话给邮票发行局，要求“该套邮票如不发行，应将原版销毁，以便滚筒的利用”。实行军管后的邮电部于1968年1月25日向中央文革催批发行邮票事宜，其中第三条提到“《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4枚，1967年9月18日报送邮票样张4枚。该邮票是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0周年，现已经过时，我们拟撤消这套邮票的发行计划”。1968年8月28日，邮票发行局请示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答复“此套邮票不再印行”，理由有三：（1）井冈山根据地40周年已经过去，不宜再发行。（2）有的图案已经发行过了，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已发行过类似图案。（3）有的图案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形象不太清楚，也不太像。同时指示，如以后再发行井冈山邮票，内容和图案要重新考虑；并告之通知邮票厂取下滚筒。此套邮票的滚筒卡在机器上的时间之长为邮票厂历史上所罕见。 

现存的两张单据留下了这套邮票印刷和销毁的数量。一为1968年9月3日邮票厂和邮票发行局的计价单，内容如下：第二图交货35800张（每张35枚）×78％（正品率）=27924张；第三图交货250000张（每张50枚）×86％=215000张；第四图交货212800张（每张50枚）×70％=148960张。第一图未印，打样5650张（每张28枚）=158200枚。从销毁的情况看，由于此套邮票没有下发，成品销毁数与印刷数大致相同，其中第一图完全一致，销毁数为5650张*28=158200枚，并标明为“废品”。其他3图成品销毁数还大于交货数。从这两张单据至少可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目前国际拍卖机构拍卖的第一图，即“大蓝天”纯属“废品”，因为此枚邮票没有印刷出正品；其二，流人邮市的那一枚恰恰是印刷数与成品销毁枚数完全一致的第一枚，即“大蓝天”，这不排除销毁中存在漏洞的可能，但也可能流入邮市的“大蓝天”是废品的膺品。

从目前浮出的有关此套邮票的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尚无证据证实社会上关于“大蓝天”的停止发行是因为林彪做贼心虚的传闻，但这一传闻显然绝非空穴来风。尽管要求此套邮票“暂停印行”的“领导”是何人仍是一个迷，也可能成为永远的迷。这个“领导”并不排除是林彪的可能。原因有三：首先，林彪深谙邮票的宣传价值，早在1965年7月就为“特７４”邮票题过词，是文革前为单套邮票专门题词的最高领导人。因而他有可能事前审看了这套邮票。再则，朱、毛井冈山会师的图画和井冈山“朱德的扁担”的故事早已载人小学生的课本，家喻户晓；井冈山会师时林彪只是一个连长，邮票的发行无法去纂改历史。城府很深的林彪会有弄巧成拙的担心。第三，邮票第二图“星火燎原”无意中刺到了林彪的痛处。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针对林彪当时“红旗可以打多久”的悲观论调。林彪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曾有“壮志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诗句。

但从邮票的审批程序来看，如无意外，未必会将邮票报告送往“林办”，因而这个“领导”也可能是中央文革的某头头。当时公开的提法是“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并没有两人共同缔造的正式提法，也没有两人共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宣传文字，因而“大蓝天”的内容与整套邮票不甚吻合。加上当时代表江青势力的中央文革与林彪阴谋集团之间是有勾结也有摩擦，在宜传上做点小动作是可能的，比如以暖昧的态度拖垮此套邮票。

从中央文革宣传组刘广聚出尔反尔的说辞判断，这个“领导”则有可能就是刘广聚本人。这套邮票褒扬林彪贬低朱德的意向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的大气候中政治上是保险的，所以他草草拍板同意此套邮票的印行。但毛泽东本人对林彪、江青之流企图打倒朱德的做法持否定态度，曾明确提出朱德是“红司令”，并同时有肯定南昌起义的讲话，使林彪、江青的阴谋无法得逞。处在政治风浪中的刘广聚发现风向有所改变，于是便以领导的审批为由，让这套邮票胎死腹中，以免使自己陷入权力角逐的旋涡里。当然，这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揣测。

1997年11月21日北京邮星贸易总公司在上海举行的拍卖会，1枚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0周年邮票出现在拍卖会上，中上品，底价15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