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邮商-6.出租司机

六：出租司机

    牛市不用交学费，但是需要交路费。

    月坛公园在北京的西城区，门口的公交车并不太多，而对于外地人来说，每天找路问路都是一个问题。这些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汇聚到京城的投资客们，都是一些口袋里有个三瓜两枣的主儿，出门为了方便，一般是要叫个出租车的。

    京城的出租车很有意思，北京虽然是首都，是首善之区，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全国都是领跑的角色，但是就恰恰在出租车上面不肯花钱，迟迟不肯升级换代，即使在90年代初，还是黄色的面包车满街跑。这种车档次很低，跑起来忽忽悠悠，速度不能太快，转弯不能过猛，否则就是生命之虞。但是这种车也有它的优点，一是宽敞，能上一帮人，二是便宜，起步10块钱，要跑10公里才走字。当时北京的出租车除了这个，还有夏利，同样10块钱起步，却是3公里跳字，你看路边往往乘客一招手，有时候哗啦啦能同时停下好几辆出租车，黄面包是最受欢迎的，所以开面包车的和开夏利的往往是互相仇视，势如水火。

    程路就是这样一个开面包的出租车司机。

    开出租的，属于收入稳定人群，旱涝保收，但也没有大钱挣。程路是那种生性乐观，对生活没有什么太多追求的人，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费的是时间，挣的是辛苦钱。1991年对他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他成了家，有了娃，作为男人，程路猛然间觉得肩头的单子更重了。

    1991年以前，开出租车的绝对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你想呀，当时在外企，一个月不过一千冒点头，而开出租，每月比这还多。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行各业的工资水平都在大幅提高，偏偏开出租的收入还是原地踏步，渐渐地，开出租的原本处于社会的中上层，现在一下子跐溜到中下层去了。

    思路决定出路，而思路往往是聊出来的。说来也巧，高天放他们一顿狂撮猛侃的时候，程路这一天也恰巧在场。或许是因为高天放他们音量太大，或许也因为谢玲玲太过风骚，出语如同黄莺之出谷，是个男人都会为之侧目的。程路原本是对邮票一窍不通，也丝毫没有兴趣，邮票与他的人生，原本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交点，通俗的说，就是你走你的过街天桥，我走我的地下通道。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会碰到乘客要来月坛公园，这些乘客一路上就是不厌其烦地讨论邮票与金钱的关系，似乎邮票就是点金石，月坛公园就是传说中的藏宝窟。今天谁谁赚大发了，明天某某品种涨疯了，信息被层层叠加，压成薄片，捻成细线，钻进程路的耳朵，生了根，发了芽，开出花，就等结出果了。俗语云，三人成虎。程路听的多了，耳朵差不多也生出一层厚茧来，难免要凭空多长出个心眼去。不信都难，那就是，买邮票一定能快速致富。

    这年头，一旦听说谁快速致富了，那是好事行千里，就像长了翅膀。程路经常拉这样的客人到月坛公园，一路上，他也经常参加讨论，交流信息，因为他把昨天听到的新闻告诉今天的客人，再把今天听到的消息传递给明天的客人，他这里彷佛成了信息的集散中心。这样一来二往，他成了一帮邮商的朋友，跟他们厮混得倍儿熟，加上他家就住在南礼士路，离月坛公园也不远，所以一到晚上，他收了活，就直奔公园东门那一带跟一帮邮商会合，找个小饭馆搓一顿。一般几瓶啤酒下肚，就开始天南海北地瞎聊呗，阶层不同，地位不同，人生的境遇不同，能聊出来的话题，那是三天三夜也聊不完的。程路也就是这样一个小市民，也乐得享受这样只属于普通市井的生活条件，不算小资，但是安逸，有时候还觉得挺美。听见高天放他们说话，也正是这么些天里的某一天。

    回到家，程路跟媳妇商量，想拿出积蓄买点邮票。北京的男人，在家里一般都是爷，说了算。第二天，程路没有出车，直接去银行取出了三万多存款，从公园的南门进了邮市。拉了这么长时间的客人，有不少客人就是邮市里的邮商，还跟他成了朋友，尽管交心的不多，好歹也算是酒肉的那种。程路很顺利地买到了他想买的品种，那就是小型张。

    与现在不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邮市里，小型张是绝对的主角，在历次的邮市狂潮中，小型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型张一般都是整盒的，从北京邮票厂出来时就点好数了，100张1盒，装在一个小纸盒里，或者100张1捆，装在一个小塑料袋里，都是密封好的。有经验的邮商，往往一掸眼，就能看出这个封口是原封的，还是后封的。在早期，小型张交易的时候，一般是不能打开封口的，尤其在炒作的时候，更是不能打开来点数。因为原封的价钱要比开封的价钱高出10%到20%，在炒作期间，交易量都是大宗的，10%可不是一个小数。可是，问题就很快出来了，对于经验丰富的邮商来说，鉴别封口真伪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刚踏进邮市的投资客来说，那无疑是一场灾难。

    程路是个聪明人，他买货找熟人。程路先在邮市上转一圈，把价钱摸熟了，才找他的朋友谈价。更聪明的做法还在后面。他买的品种是三国第一组小型张，1988年发行的，主题画面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这枚小型张在问世之初，由于设计精美，寓意也好，就很受集邮者的欢迎。面值3元，发行当天，在集邮公司门口就被炒到了12元，中间几起几落，到了1991年3月，价格大约在18元左右徘徊。

    这种小型张出厂就没有外壳，只是简单地100张1捆，上下各垫一小块纸板，用很细的塑料薄膜绳系上一个十字扣，然后放进一个塑料袋里面，用封口机封上。问题就出来这个封口上。这种封口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随便一个人，把封口打开，然后换个塑料袋，再用一条钢锯和一个打火机，不出一分钟，新的封口就出来了，至于里面做了什么手脚，是不是偷换了小型张，或是短了数，或是干脆换成了一叠白纸，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但是行家是能看出来的，这里面有诀窍，一是观察封口的纹路，从邮票厂出来的封口是用机器压的，流水线上下来的，封口很随意，有时还不太齐整，纹路的压花是特殊的，你用钢锯是模仿不出来的。越是齐整的封口就越有问题。

    二是瞅瞅塑料袋，一批塑料袋与另一批塑料袋是不一样的，厚薄不同，手感不同，透明度不同，纹路也不同，你把原来的塑料袋给整丢了，再整一个新的，那肯定不行。

    三是辨别捆扎小型张的细绳有没有问题，每盒与每盒的绳是否粗细一致，是否换过，还有就是垫小型张的纸板有没有什么异常，谁也没有本事隔着塑料袋就把绳和纸板给换了吧。

    四是观察整叠小型张的侧面花纹和纹理，100张彩色的画面叠加在一起，它的侧面是有特殊的花纹的，而不是简单的白。在邮票厂的切纸机上一刀切下去，纸张的切面是要产生纹路的，而这种纹路是连续的，斜着从上而下地贯穿整沓小型张的侧面的。如果纹路不连续，那肯定不是原盒。纹路是判断是否是原封原盒的重要依据。但是也有极少数小型张从厂子里出来就是拼盒的，100张数是足数的，可纹路对不上，上下分两截，这都需要经验，丰富的经验。

    别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经验和办法，费了这么多笔墨和文字，所有这些繁琐的程序和步骤在职业邮商眼里，那就是一掸眼的功夫。

    这些都难不倒没有一丁点儿经验的程路。

    从东北来的洪哥，是他已经认识小半年的朋友了，一块儿喝过好几顿酒了。洪哥以前在东北，哈尔滨人，也就一般工人。东北是老的工业生产基地，工人出身的很多很多，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那是一年不如一年，单位工资是一拖再拖，迟迟发不下来，活人也不能让尿给憋死呀，洪哥很早就猫在哈尔滨集邮公司门口混饭吃了。今天切个小瓜，拼点小缝，明天走点后门，囤积点紧俏邮票，几年下来，也小有斩获。前几年，家里快揭不开锅的时候，老婆也跑了，带着孩子跟别的男人过日子去了，他成了鳏夫。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他索性带着全部家当，离开东北这块伤心地，1989年末就到了京城，在月坛邮市里支上个摊，专门经营小型张。

    论实力，他干不过阿彪。阿彪毕竟在道上混的时间比他久，家底比他也厚。但是东北人生性豪爽，热情好客，见谁都不觉得生分，做生意前先交朋友，价钱还比较公道，就是不黑，一年多下来，也笼络了不少回头客，因此他在人气上加了分，赢了阿彪。程路这次来，找的就是洪哥。

    两人已是很熟，废话也就少了许多。洪哥柜台里摆了不少“三国第一组”小型张，整盒的散张的，都有。程路不会装神弄鬼，拐弯抹角，直接就跟洪哥说，这点钱存在银行，利息微薄，不如投点资，也想挣点外快。生意人不会跟钱过不去，洪哥当然也就顺水推舟，适当推诿几句后，两人开始切入主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程路以每盒1780元的价钱，一次购进20盒“三国第一组”小型张。

    程路坚持让洪哥用报纸把这20盒小型张包好，再用黄胶带缠个严严实实的，然后由洪哥在上面用记号笔签上大名和购买日期，这种做法后来在邮市上很流行，这种包装一拆开，上面的字就没有了，这也是为了制约出货者当时在卖货时做什么手脚，同时又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购买者的利益。程路随便用一个布兜就把这20盒小型张装下了，他拎着这个沉甸甸的布兜，走在马路上，脚步都有点发飘，这个布兜承载着他的发财梦，这个布兜无疑就是他的全部。

    建仓者属于多头，他们希望市场从此牛起来，价格一路飙升，赚得盆满钵满。空仓者属于空头，手里的货都成了现金，现金才是重要的，他们希望市场掉头向下，价格一路狂跌，他们好有机会补仓。多头和空头的较量，这无疑就是一场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