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邮商-3.月坛邮市的前史

三、月坛邮市的前史

    北京有天坛，是皇帝祭天的地方，还有日坛和月坛，总之都是皇帝待在紫禁城里闷了，出来放放风的地方。月坛在京城的西南，建国后被辟为人民公园，供周边的老百姓打打拳、散散步，在北京的名胜古迹堆里根本排不上号，与邮票结缘，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的事情。正是如此，月坛公园也在全国出了名。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就象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国家政策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实际上就让穷人们各自突围，不分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总设计师邓小平自己都坦言，他心里也没谱儿，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呢，你想，轮到普通老百姓，那不更晕菜了。第一轮吃螃蟹的，那真是勇士，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商品粮，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月就几十斤口粮，谁敢离开工厂和机关，谁又敢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闯，没了计划粮，改吃商品粮，那都不是“勇气”一个词就能全部诠释清楚的。

    1978年是一座分水岭，中国的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改写，所以什么事情都爱从这一年开始说起。就在这一年年末，中国集邮总公司在北京悄悄地恢复营业了，地址就在东华门，靠近王府井大街。

    中国以前的集邮爱好者其实很多很多，解放后到文革前，全国最少也有几十万人喜欢收集邮票，跟前苏联修好的时候，中国人都喜欢收集苏联邮票，还有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什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等等。新中国的邮票也在不断地增加品种和花色，设计水平和印刷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这个期间发行了不少好邮票，如“梅兰芳”、“黄山”、“蝴蝶”、“金鱼”、“菊花”和“牡丹”，深受集邮者的青睐。到了文革，集邮公司关门歇业，集邮成了“封资修”，邮票成了“资本主义的毒草”，谁还敢集邮呀，不少人出于害怕，还把多年辛苦收集的邮票付之一炬呢。

    天津有一位集邮家叫林崧，是当地著名的外科医生，收入水平比普通人高，平生最喜集邮，文革期间也受到冲击，红卫兵小将冲进他家，把多少邮票都抢走了，几十张珍贵的“梅兰芳”小型张都被红卫兵当作“毒草”扔进了臭水沟，林崧更是心痛不已。文革期间，集邮活动因此蛰伏。

    集邮总公司甫一开业，集邮者的热情就像井喷一样爆发，每逢新邮发行的当天，集邮公司的营业柜台前就挤满了人，他们都在抢购新邮。柜台里面除了摆放一些新近发行的邮票之外，还会同时摆放些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就已经发行的邮票，这些邮票同样会勾起集邮者的购买欲望。大概是集邮热情被压抑得太久的缘故，他们即使走出集邮公司的大门，也久久不愿意离去。他们会聚集在集邮公司门口，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彼此交换着有关邮票的一切信息。他们中间有集邮家，有普通工人，也有机关干部和学生，还有一些无业游民，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也来自京城的各个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集邮爱好者。

    这些人聚集在集邮公司门口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交流信息，增进邮识，二是交换邮票，丰富收藏。他们中间有些是认识已久的集邮同好，也有些是新认识的朋友，但是每个人的集邮水平肯定是参差不齐的，每个人的收入水平更是千差万别。有些人为了丰富收藏急于购进一些邮票，而另一些人因为机遇巧合，手中会有一些富余的邮票。在改革开发最初的几年里，人们是羞于谈钱的，用邮票交换邮票还说得过去，如果一手邮票一手钱那就会被别人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上“投机倒把”的标签。但是用邮票交换邮票的局限性很大，越来越难以满足集邮者急于提高集邮水平的愿望，所以后来就从这些集邮爱好者当中游离出来一部分人，他们专门囤积一部分集邮者特别需要的邮票，他们也善于琢磨集邮者的心理，他们低价来高价走，赚取差价，当时在集邮圈里他们的名声并不特别好，集邮者从心里是痛恨他们的，认为他们是在搞剥削，社会上也给他们一个蔑称，那就是“邮票贩子”。

    到了1979年，北京市邮票公司在南河沿也宣布开业，营业部门口也同样挤满了人，尤其到了星期天，更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仿佛农贸市场一般。不少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抱着个集邮册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寻找交易的机会，而是干脆铺上报纸，摆个地摊，干起了守株待兔的行当，几本集邮册一打开，花花绿绿的邮票便会映入眼帘，由不得集邮者不去立马掏钱购买。

    当年的集邮公司所发行的新邮都是凭证购买的，而这个证就是个小本本，上面印有新邮预订证的字样，只有集邮协会的会员才有资格申请到这样一个小本本，而每个人的购买限额通常是一套邮票和一枚小型张。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能够批量购买邮票，过去集邮公司的经理那肯定是个美差，而那些长期盘踞在集邮公司门口的邮票贩子们通常都会与集邮公司的经理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理会利用手中职权将邮票卖大户。普通集邮者在营业窗口根本买不到紧俏的新邮，而邮票贩子手里却是应有尽有，货源充足，价格也当然是随行就市，令集邮者抓狂，但是也不得不花高价补缺。这中间的巨额利润都叫集邮公司的经理们，还有邮票贩子给瓜分了。

    这总公司和分公司门口的人群是越聚越多，每天都是乌央乌央的，京城的邮票市场因此有了雏形。而这样的路边集市肯定会是有点乱，时不时会出现坑蒙拐骗，打架斗殴，甚至偶尔还会出现一两件刑事案件。因此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也注定不得安宁。工商、城管、公安、文化这些城市的执法部门时不时地会来清剿一下，把这个集市打乱轰走，但是过不多久他们便会又聚集在一起，形成新的集市，这样很令执法部门头疼，这些邮票贩子也被社会上戏称为“打不散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员们在京城的各个角落出没，先后换了好几个聚集的场所，先是东华门再是南河沿，后来又被赶到三里河，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们的心里恐怕也渴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营场地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体制的坚冰慢慢被打破，执法部门对这些投机倒把的行为也渐渐地改变了态度，与其单纯地围追堵截还不如疏导他们就地生根，统一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也经过集邮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由北京市西城区集邮协会出面，在月坛公园的东南角租下一块面积大约两千平米的空地，作为集邮爱好者平时交换邮票的场所。1988年5月22日月坛邮市正式开业。这一天是个星期天，最初月坛邮市一周只开放两天，但是随着集邮活动越来越踊跃，参与交易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到第二年就变成全天开放的邮票市场了。

    象阿彪、金老五这样的邮商，从月坛邮市开业的第一天就来了，来了就不走了，就生了根。当时的邮票贩子也分两种人，一种是真正的、职业的，义无反顾的，说白了，就是下了海就上不了岸的，一条路要走到黑的；另一种是在工厂或机关有一份正式工作的，倒腾邮票那也就算是第二职业，当时人们的思想可不象现在这么开放，国营企事业单位的铁饭碗，那是万万不能丢的。归根结底，邮票贩子的成分还是无业者居多，什么山上跑下来的，号子里放出来的，缺胳膊断腿的，罗锅眼斜的，都归拢到邮市里来了，总之一句话，都是一帮没有职业前途的，要是社会精英，谁会来这里日晒雨淋地扛着呀。可就是这帮人先富了，有房有车有女人了，叫人眼热，这是后话了。

    阿彪，属于第一类，京城无业游民，高中没有毕业就投身到倒买倒卖这样伟大的事业当中，起初还是小打小闹，当然也是因为没有本钱嘛！后来越做越大，手里的邮票也是越攒越多，月坛邮市开业的时候，他在邮市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尤其以小型张见长，市面上走俏的象“红楼梦”、“齐白石”、“双加字”、“仕女图”、“荷花”等小型张，他是应有尽有，多不胜数，资产估摸着也有一二十万之多。别忘了，那是1988年，一张猴票的市场价不过40元，梅兰芳小型张也就开价400块呀。

    金老五，属于第二类，本身有着一份正经工作，北京第二手表厂工人，身体因公残疾，右腿动过手术，痊愈后才发现走起路来有点跛。在单位属于被养的那种人，平时工作很少，闲的时候多，从小酷爱集邮，所以一得闲就往集邮公司和邮市上钻，一来二往，他也成了半职业化的邮票贩子了。1992年以后，老金所在的工厂被双安商场兼并，他也顺势得到一笔补偿金，正式下海。

    老金的专长是纪念邮资片，就是带邮资图的明信片，国家发行的，直接写上字不用贴邮票就可以寄出去的那种纸片儿。80年代中期，集邮者关注的还只是邮票，其次是小型张，至于纪念邮资片，那是不被关注的垃圾。但是老金慧眼识金，几乎是用废纸的价格囤积了一大批早期邮资片，还有一些邮资封。中国发行纪念邮资片和纪念邮资封的历史并不长，前者1984年，后者1982年，才分别发行了第一套，因为长期得不到重视，这个系列邮品的发行量很少，比邮品少的多，但是老金就象着了魔，一有钱就买，一有钱就买，几年下来囤积了不少，而且都是精品，不仅品相好，而且价格极低。老金成了月坛邮市的垃圾王。1988年，老金的资产肯定没有阿彪多，毕竟阿彪是天天在邮市上混，而且邮票和小型张紧俏呀，但是过了1991年，邮市历经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爆发行情，在这次行情中，邮资封片终于唱了一回主角，老金的资产立马数倍于阿彪，可见，原始筹码在投资市场是多么重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除了北京，全国各地都纷纷建立了相对固定的邮票市场，象上海的太原路邮市、广州的人民公园邮市、成都的署袜街邮市，加上北京的月坛邮市，号称全国四大邮市，而月坛邮市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冠以“四大邮市之首”的荣誉称号，因此在邮票价格的确定上，也有了“全国看北京，北京看月坛”的说法。

    整个80年代，全国的邮票市场都很繁荣，因为新邮一发行，就遭到抢购，就象现在的新股一样，买到了就一定能挣钱。早期邮票由于发行量很少，消耗量又很大，过去人们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写信，写信就要贴张邮票，不象现在，手机和E-mail已经大众化，信都要绝迹了，邮票还有人用吗？所以过去的邮票一上市就是溢价，人的心态都是这样子，追涨杀跌，不光集邮者抢着买，就是一般群众也是你一套我一套，抢得不亦乐乎的。

    1988年是经济过热的一年，全国范围内出现抢购风，商场里的所有商品几乎被担心要涨价的群众“抢劫”一空，好多人家里一次囤积的食盐和酱油要供一家人用好几年的。邮票市场也在这一年里得到好处，所有的邮票价格都在上涨，就想当年发行的“三国演义——千里走单骑”小型张一样，一路绝尘而去，好不痛快。普通群众也纷纷加入集邮队伍，集邮队伍空前庞大，集邮热情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涨，就这样进入1991年底，邮市终于要崩溃了。月坛邮市在历史上曾经疯狂过两次，这是第一次。

    阿彪通过邮票生意认识几个南方人，都是早年倒腾国库券的，特有钱。中国1981年就开始发行面额不等的国库券了，国家搞经济建设需要钱，可当时老百姓手里也紧巴巴的呀，所以基本上靠强行摊派，不买也不行，直接从工资里扣，不象现在，买国库券还要早起排队，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几年下来，一般人家里总有几张国库券，面额从1元、5元到10元不等，50和100的这样大面额的国库券就很少见了。80年代初，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三张大团结而已。这些国库券一般要等三至五年才能到期兑付本金和利息，有的甚至要等上十年，所以都成压箱底了。当时国债市场还没有开放，国库券是死钱，必须等到期才能花，不能私下流通的，还是浙江人和广东人最先发现了商机，他们利用手里的闲钱上山下乡，对中小城市和乡村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大量低价收购国库券，然后等着到期兑付，赚取差价，这样利滚利很快就发了家。1991年的邮市就是叫这帮人给折腾疯了的，邮市也因此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做“炒作”，什么叫做“坐庄”。

    1991年那会儿，既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通讯手段十分落后，一座城市的邮票价格与另一座城市的邮票价格也往往是参差不齐有高有低的。邮票信息的流动十分缓慢，邮票价格的变化也需要时间。我们不能不敬佩这帮已经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纷纷使出当初倒卖国库券的劲头，起早贪黑，从东捋到西，从南扫到北，把所有中小城市甚至县城里集邮公司柜台里的邮品都抢购一空，买到的是地板价，等回到了月坛邮市，就是天上行情了。

    老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平生的第一桶金就是这个时候掘到的。当然，阿彪手中的筹码也翻了好几个跟头。他们都第一次尝到炒作的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