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痛苦的酝酿
邮票市场是典型的市场经济,而1991年我国还是计划经济。市场挡了计划的路,计划就让市场关了门。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太市场的东西肯定不行,邮市关门是必须的。 但是邮商们可不这么想,他们集体地、普遍地想不通,一句话,全都想不通。原本的一亩三分地,一夜之间,没了,原本特别好卖的邮票,突然之间,没人要了,放在家里只等着落灰。可供交易的市场一旦消失,邮票就像挂在死树上面的桃子,命运可想而知,价格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说一落千丈那是一点儿都不夸张。总之,比废纸稍好。北京人好炒作,那是有名的,以前炒过君子兰,后来炒过鸟,炒过犬,炒过普洱茶,现在又炒上了邮票,是什么决定着资金的流向呢,一定是巨额的利润。 邮商的生命力就像野草,市场关门了,没地儿卖邮票了,不要紧。邮商还是邮商,不能离开邮票这个行当。没了准地儿,就走老路呗,还是打游击。 1991年的12月,寒冬,风声很紧,今天不是听说老王在北京市集邮公司门口被抓了,就是小李在三里河邮局门口给没收了几大本邮票,总之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邮商也要吃饭呀,打游击是顺手活,早就习惯了,有风险也要干。一时间,在各地集邮公司门口,都聚集着一帮邮票贩子,没有炒作,倒是多了一份平静,人们在思考,在舔着伤口思考——邮市的出路在何方?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政策并没有给邮票市场多少思考的时间。转眼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步,计划一夜之间成了配角,市场一夜之间成了主角。邮票市场不能不开呀,结果各地政府和相关职能管理部门的思想一下子仿佛又开了窍似的,纷纷向邮商敞开了大门,基本上还是在原地,还是叫原来的名儿,还是那个市场。 北京是首善之区,方方面面的情况肯定要特殊一点,有关部门转变观念要慢一些,结果是著名的月坛公园邮市,全国四大邮市之首,却是落到最后一个重新开放的份儿。1992年5月,一个周日,艳阳天,月坛公园邮票市场重新挂牌开张。很多邮市上曾经重量级的邮商终于露面了,像金老五、阿彪、洪哥,还有郝温学。 1991年这场邮市狂潮席卷了很多投资客的财富,让很多梦想一夜暴富的投资客财富归零,在这个方面,市场永远是无情的,当然,市场也格外垂青那些有勇有谋见好肯收的投资客,像高天放和谢玲玲他们,在别人懵懂的时候大胆建仓,在别人觉悟的时候加码补仓,在别人疯狂的时候悄然出局,赚的是盆满钵满,粗略计算,单单“片蓝”这一个投资项目,他们就净赚600万,这会儿说不定两人正猫在丽江的古城里晒太阳呢。 除此之外,市场还有很多中小邮商,他们在1991年以前几乎是白手起家,经过1991年的邮市狂潮之后,身价或多或少也增加了,一般都是在几万到几十万居多。到了1992年,月坛邮市重新开张,市场上的邮商一般分为这么几类,一是经营邮票的,二是经营邮资封片的,三是小型张的,四是经营打折票的,五是经营流通纪念币和纸币的,其中还是以专门经营邮票的人数最多,毕竟集邮者是邮商的衣食父母,尤其是现在价格回落,没有人炒作了,再有钱的邮商也会坐吃山空的,只能依靠每天那点可怜的流水过日子。在邮市上,大家都清楚,所谓身价,有时候就是一个虚数,因为行情不好,资产会不断缩水的,而且邮票也不像股票那么好变现。在需要急用钱的时候,就必须跳楼卖点东西,回笼现金。 由于1991年的行情太好,人们对新邮的需要量激增,加上邮商的疯狂炒作和垄断货源,很多集邮者根本买不到新邮票,群众的意见极大,这些给邮电部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那就是新邮票印量太少了,需要加印。1991年的新邮票印量一般都是300-500万,1992年却增加了到了1200万,1993年更是2000-3000万,如此超高的发行量,遇上邮市的低迷,那种情况可想而知,邮票的价格更是跌倒令人咂舌的地步。 像1992年和1993年发行的新邮票,什么“蜜蜂”、“竹子”,什么“围棋”、“骆驼”,版票面值比方说100元,在月坛公园就卖60元,甚至更低的折扣,这些邮票被称为打折票。打折票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而起源基本上从就是1992年开始的,并且从此没有被消灭过。很多集邮者,或者单位需要大量寄信,根本就不去邮局买邮票,而是直接去月坛公园去采购,邮电部增量发行新邮,原本是为了解决集邮者的困难,却没有想到矫枉过正,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且这一砸就是二十年。月坛公园里面有些过了气的职业邮商后来索性就专门干起了专营打折票和打折小型张的生意,生意还很红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早期邮市上的热点。直到现今,打折票在邮市里还是专门的一种营生。 新邮票如此表现,一定也拖累了老邮票,加上投资泡沫的急剧消退,大多数邮票的价格都被腰斩,再腰斩。“片蓝”从最高价1000元,迅速跌倒200元,腰斩算是不错的了,这都斩到了脚脖子了。1991年的邮市给所有人上了一趟生动的投资课。 前面提到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程路,花了3万多,买了20盒“三国一”小型张,每盒价格是1780元,等到“三国一”小型张涨到了80元,他全部抛出,净赚12万多。可惜钱没有捂住,人的本性都是贪婪的,身处险境往往还一无所知,等手头的现金多了,人的心眼也活了,卖出“三国一”以后不久,程路又全部买进了低档生肖版票,刚买进没几天,市场关门了,程路觉得太背了,没赶上好时候,却根本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等到1992年,程路实在是忍受不了,就闭眼跳楼全部出清,只得了2万多,等于是坐了一趟过山车,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而且本钱还折了三分之一,回家不敢跟老婆说,只等着以后再翻本。 邮市的日子变得越来越慢,时间彷佛停止了脚步,在原地徘徊着。月坛公园邮市的营业面积一减再减,邮商队伍也出现了分化,有些熬不住的就改了行,比如开个小餐馆,开个出租车,等等。1993年的深秋,寒风萧瑟,市场门可罗雀,邮商三五成群,打着纸牌,赌个三块五块的,打发绵长的日子。 月坛邮市是全国邮市的晴雨表,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邮市更是交易清淡,人迹罕至。每当秋风乍起,一阵灰尘被撩起,落在集邮册上,一天下来就是厚厚一层,邮商们都懒得清理,反正卖出的邮票就像是要出嫁的姑娘,从此就属于别人了。每当回忆1991年邮市的盛况,挂在大家嘴边的常常就是“想当年,老子……”,可是想当年又有什么用呢,谁不是想当年生吃牛筋不用刀,顶风还能尿十丈,现如今是顺风撒尿湿一鞋呢! 邮市的凄惨境况,邮电部不是不知道。 1992年新邮发行超量,1993年新邮发行超量,结果是打折票遍地开花,邮电部的脸面也是挂不住的,以前是群众意见大,买不到新邮,现在群众又开始抱怨,刚买到手里的新邮就地贬值,新邮不敢买。所以1994年开始,邮电部着手调整新邮发行计划,逐步消减新邮发行量,当年未见效果,邮市仍然一派萧条,群众还是骂声一片。1995年,新邮发行量继续销减,并且开始设计发行缩量邮品,这是破天荒的举措,政策明显开始反方向作用于新邮和邮市,原来增量,现在减量,而且一减再减,,减到了一定程度,那就是买不到。 人的心理普遍是这样的,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是好东西。1995年发行的这种缩量邮品就是“世乒赛”小全张,一般平时小型张都是发行2000万-3000万枚,而这枚“世乒赛”小全张的发行量才511万枚,集邮者凭证都买不到,只有摇号才有可能买到一张。这是1995年8月的事情,等到了9月,邮电部再出重拳,发行一枚“桂花无齿”小全张,发行量才56万枚,这下倒好,连摇号都摇不了,集邮者一边抱怨,也一边拼命寻找,“桂花无齿”发行价就是当时的天价,溢价发行,每张50元,印量又这么少,当天黑市就干到了120元。“桂花无齿”成为邮电部的救市法宝,事后才发现,自从这个品种的上市,邮市的数年寒冬还真就算是度过去了。 金老五的脑子就是灵光,1991年的邮市狂潮他是几乎全身而退,不但没有瘦身,而且还赚大发了。邮资封片在邮市最疯狂的时候被他像卖储冬大白菜一样甩了出去,记得最火的时候,他的摊位门口排起了长龙,他感觉自己特牛,那情景真有点像过去施粥的铺子。他是一包一包地往外送,价格还不高,买的人几乎过遍手就是钱,投资者都在念金老五的好,都说金老五这不是跟发钱一样嘛。上帝怎么说过来着?欲让人类灭亡,先叫人类疯狂。这些投资客哪一个不贪,不贪就不进邮市来了。邮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进去就永远出不来了。金老五后来带着这些钱,蛰伏在家过冬。那是1991年的冬天。 1992年,金老五没动。1993年,金老五没动。1994年,金老五还没动。1995年8月,“世乒赛”小全张发行,金老五认为,这回可以动了。因为邮市的冬天太过漫长,好不容易出来一个好东西,还没有多少人敢碰,怕咬手。金老五不怕,这家伙毕竟见过的世面多,他通过集邮公司的内线,加上黑市上的马仔,1盒100枚,1枚10块,他一口气吸进1000盒“世乒赛”小全张,耗资100万。 1995年9月,“桂花无齿”这个在编年邮票中的超级黑马问世以后,金老五更是铆足了劲,变得异常活跃。110元杀入,吃进50盒,后来跌到90元,他继续补仓,又吃进50盒,耗资也是100万。 这个时候,邮市开始变得温暖了起来。周日的人流明显增多,JT票的价格一周比一周高,像是爬楼梯,稳稳地上升。邮市行情的风向标“T46猴票”从1991年的500元跌到1993年的200元,1995年末,又回到了500元上方,经常能看见有人牵着“猴”走了。小型张里面,“奔马”开始跑起来了,“荷花”也开始盛开了,“爱科学”也开始有人爱了,“工艺美术”开始有人觉得美了。总之,价格开始松动,向上攀升。 国家的大形势是,改革开放的事业继续深入,市场经济已经占了绝对优势,香港很快就要回归,经济增速丝毫不减。邮市周边环境是越来越好。 除了金老五,阿彪、洪哥、郝温学他们也没有闲着。阿彪去了俄罗斯。洪哥开始研究纪念币。郝温学则对文革票和编号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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